
1952年10月1日,北京,天安门广场上礼炮齐鸣。那天晚上,中南海怀仁堂里的气氛,和白天广场上的热烈完全不同,少了喧闹,却多了一份让人难忘的细节。
宴会中段,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起身,身后跟着十位从荆江工地赶来的特等劳模。他一边走,一边还不忘回头叮嘱:“别紧张,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。”话音刚落,他特意拉过一位扎着辫子、穿着蓝布军裤的小个子女青年,略带郑重地说:“一会儿,你代表咱们这桌给主席敬个酒。”
这位小青年,就是当年只有十九岁的辛志英。她两手微微发抖,把酒杯端稳后,终于鼓足了勇气。等走到毛主席面前,话一出口,还带着地方口音:“祝毛主席身体棒棒的,咱国家越来越兴旺。”毛主席笑着点头,又转向傅作义,带着点打趣意味问了一句:“这位小同志,是男孩还是女孩啊?”
一句话,把小姑娘的脸说得通红,连耳朵根都红到发烫。傅作义笑着解释:“女孩子,是荆江分洪工程的劳模代表。”毛主席看了看她晒得黝黑的面庞,又看了看她粗糙的双手,很认真地说:“不错。现在是新社会,男女没什么区别。能为老百姓治水,就是好样的。”
很多年以后,人们还记得这一幕。那一刻看起来只是宴会上的小插曲,背后却连着一场关乎长江安危的大工程,也连着一代人几十年的奔波与坚守。
一、从“长江最险一段”,到中央拍板治荆江
要读懂这杯酒的分量,还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去一些。
荆江这一段,从湖北枝城到湖南城陵矶,全长不过几百公里,在长江几千公里的河道中算不上最长,却有个出了名的说法:“万里长江,险在荆江。”老百姓不讲理论,只记得每隔些年水一来,堤就得垮一段,家就得搬一次。
1931年的那场大洪水,在当地老人嘴里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。那一年,湘、资、沅、澧四水和长江洪水在洞庭湖附近相遇,荆江河道又弯曲、浅窄,泥沙大量淤积,水位不断抬高。有的地方,江里的水,比堤外地面要高出十来米,一旦决口,人往哪儿跑,粮食往哪儿放,全都成了问题。
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,全国都在打仗,谈治理荆江,只能是纸上谈谈。直到了1949年,局势稳定下来,湖北省委的李先念在一次工作汇报中就提过当地水患的问题,还用了四个字:“刻不容缓”。但现实情况很清楚,建国初期百废待兴,哪里都缺钱,哪里都缺人,只能每年派干部带着群众修堤加固,能保一年算一年。这种做法,谁都知道是“堵漏洞”,不是解决根本。
水利部成立后,傅作义到荆江一线察看,站在高出地面许多的江堤上,看着浑黄的江水,话不多,却提了一个关键判断:“荆江的容量,承泄不了上游最大洪水的来量,必须考虑分洪、蓄洪。”这句话,为后来的“荆江分洪工程”定了方向。
1950年2月,水利部设立长江水利委员会,负责统管长江流域水利。那一年夏天,长江委拉着技术人员、勘测队,沿着荆江这一段跑了个底朝天,水文、地形、泥沙数据,一项一项整理。到了1950年8月,总算拿出了一份《荆江分洪工程初步意见》,将来要在哪里分洪、哪儿蓄洪、大致规模多大,算是有了个框架。
有意思的是,在纸上写方案简单,真要动工,就不是技术问题那么单纯了。
二、“一江两省”的争议与周恩来的定调
荆江一头系着湖北,一头连着湖南,中间和洞庭湖又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。分洪之后,水往哪里走,田怎么保,村落迁不迁,这些都是实打实地牵扯着地方利益。
湖北方面自然希望早日动工,毕竟受荆江水患之苦最多的,是长江两岸的村落。湖南那边则顾虑重重:水要分到洞庭湖,水面一大,沿湖田地会不会要被淹不少?渔业、农田、居民点调整起来又该怎么办?地方干部心里的账算得并不慢。
1950年国庆前夕,邓子恢在中南海向毛泽东、周恩来汇报荆江分洪的方案。毛泽东听完后,一边抽着烟,一边让在场的人拿出地图,又问了一串具体问题:分洪区人口多少,耕地几何,土地能不能调整,移民怎么办?周恩来则更多从全局出发,反复强调一点:不能搞本位主义,不能只顾一边。
中央的态度很清楚:这事要办,但要算清楚账,不能只从一个省的角度考虑。周恩来专门让中南局出面,召集两省干部开会,把利弊摆在桌面上说清楚。
尽管如此,到1951年,长江委做前期工作时,湖南常德地区仍然很不放心,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信,反映群众担忧,认为方案中对洞庭湖一带“损失考虑不足”。这封信没有被压下去,而是很快转到了相关部门手里,作为研究方案时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。
1952年2月20日,周恩来又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,把水利部、长江委、湖南湖北两省的负责同志都叫到一块。会上,他提出了两个关键要求:一是在分洪区南端黄山头修建虎渡河拦河节制闸,控制分洪;二是明确当年“不拟分洪”,如遇万不得已需要分洪,必须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批准,不能擅自行动。
这次会议,等于给荆江分洪工程扣上了一道“保险锁”。既保证了长江安澜的大局,又尽量降低分洪区的风险。
方案定下来后,中南军政委员会迅速成立荆江分洪委员会,由李先念担任主任委员,唐天际、刘斐任副主任委员。同时组建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,唐天际任总指挥,李先念任总政委,一套指挥系统,从省到专署再到县乡,全部拉起来,压上了当年的大半个汛期。
从这时候起,那杯在怀仁堂里端得发抖的酒,其实命运已经被悄悄写在荆江两岸的江堤上。
三、三十万人七十五天:荆江工地上的“铁人”和“铁女”
1952年春,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,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时间只有一个:汛期前完工。换成平时,这样规模的工程,拖个一年半载都不算夸张。现在只剩下短短几个月,不得不说难度极大。
然而,那几年群众干劲之高,是今天很难想象的。消息一传开,沿江各县号召民工参建,仅工人和农民就超过二十万人,再加上从部队抽调来的十万解放军,整个工地上足足有三十万人在忙碌。河道两岸,白天机器轰鸣,夜里火把成排,从空中看过去,像一条火龙沿江展开。
工程指挥部最后统计,荆江分洪工程只用了七十五天就完工,比原计划还提前了半个月。6月22日,竣工后的两天,在沙市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,二百个模范单位、一万两千名英雄模范受到表彰,其中“特等劳动模范”只有二十人。
站在主席台上的人里,有军队团长,有技术骨干,也有普通农民工。十九岁的辛志英,就坐在李先念、唐天际身边,在闪光灯咔嚓声中留下了合影。那一刻,“荆江边上的女英雄”这个说法,在当地传开了。
辛志英是地地道道的荆江人,松滋县米积台镇龙台村出身。小时候,她每次听到大人说“水涨上来了”,心里就一紧。家里不富裕,每逢水大,先搬的是粮食,其次是家当,最后是人。搬,搬到哪儿去?离开了那点薄田,连吃饭都成问题,所以明知有危险,还是死死守在堤外几里地的屋子里。
1952年春,听说国家要修荆江分洪工程,村里人还半信半疑,她却挺兴奋,挨家挨户地敲门,跟人说:“毛主席要带咱们一起治水啦!”在她的动员下,镇上的妇女积极报名,妇女委员会里二十多名女同志,全部上了工地,被分到黄山头南闸工地,主要干的是碎石、搬石这类“硬活”。
说句实在话,碎石这种活,对女同志确实不算友善。石头有手掌那么大甚至更大,铁锤抡起来又重,一天下来,胳膊抬不起来,手上磨一层又一层泡,破了结痂,再破再结痂,人也慢慢变“黑”变“糙”。
辛志英没退缩,她看了一圈工地情况,发现男人们抡锤碎石,有一股蛮劲,但效率并不高。她琢磨着能不能换个办法,后来想出个“鹞子翻身碎石法”:挑那种多棱角的大石块,把尖角朝下、平面朝上,稳稳放好,形状像一只伏在地上的“鹞子”,再顺着纹理猛砸。石块受力均匀,一锤下去裂开的几率大大提高。
办法试过之后,效果立刻就显现出来。普通民工每天平均碎石只有零点二立方米,换成新方法,就算力气小一点的女同志,一天也能碎到一立方米左右。辛志英自己,曾经创下过一天一点三八立方米的记录,在当时可算是出了名的“铁人”水平。
松滋县县长饶民太听说这事,马上让人把“鹞子翻身法”推广到各个工段。工地上,大家一边干一边议论:“这小女子有点门道。”没过多久,效率果然上去了。
进入1952年5月,工程进入收尾关键阶段,指挥部发起“红五月”劳动竞赛,各工段都成立互助小组,互相比进度、比质量。为了抢时间,工地上常常灯火通明干到深夜。黄山头一带后来一共成立了八十三个互助组,最后愣是在规定时间前两天完成了一万六千四百二十方的任务。
任务一完成,指挥部当场给辛志英所在小组授予“红旗互助组”称号,还额外给她颁了一面写着“筑坝能手”的红旗,配发了两头耕牛、一套农具。对一个出身贫寒的农村姑娘来说,这些实实在在的奖励意义非常清楚:这不是“赏脸面”,是把她当成主人翁。
值得一提的是,荆江工地上的“铁人”,远远不止一个。
比如松滋县县长饶民太,他率领民工承担虎渡河拦河坝的主要工程。封堵最后缺口那几天偏偏遇上大雨,再赶上桃汛,水面蹿升,石料还得靠船运。很多人心里发怵,有人甚至悄声说:“这要是冲垮了,人和石头都得被卷走。”饶民太不但没退,还亲自登船,冒着被水卷走的危险指挥抛石,和下游的捆枕队配合,将关键部位一点点堵死。那几天,指挥部的电话几乎没停,大家就盯着虎渡河口那条线,生怕出岔子。
竣工大会时,辛志英、饶民太都被评为新中国首批“特等劳动模范”。这四个字,在1952年绝不是轻易就能拿到手的“荣誉称号”,而是工地上日夜拼出来的“铁证”。
四、从“筑坝能手”到“荆江铁女”
1953年7月,辛志英光荣入党,并出任龙台村党支部书记。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农村姑娘,成了村里的“顶梁骨”,在当时算是特别醒目的事。
这些年里,她担任过副乡长、县委委员、常委、革委会副主任、地委委员、省委委员、省妇联副主任,还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。许多荣誉加在一个人身上,听起来很“光鲜”,但在当地人眼里,她的形象其实很简单:一生都跟“水”打交道的女干部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,荆江两岸大水虽少了,但另一类问题却凸显出来——渍涝。龙台一带低洼地多,雨水一下,田里积水下不去,庄稼根系一直泡在水里,很多地块年年减产。辛志英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时,几乎把整个雨季都耗在田埂上,蹲在地里看水位,走村入户听反映,再带着技术员研究排水沟、涵闸、机埠怎么布局更合理。
这些工作,说起来没那么“壮烈”,却极磨人。调查、试验、失败、再调整,一折腾就是几年。好在最后,龙台大队的渍涝问题总算有了明显改观,庄稼稳产高产,老百姓心里也服她。
1970年,一场罕见的暴雨又给松滋当头一棒。滋到沙市的公路被淹,水漫大同垸,几万亩良田成了水面。偏偏第二年,天又给了一个“反面”——严重干旱,农田开裂,水渠发白,全县人均收入只有五十元左右,穷得直打转。
连续两年的极端天气,让辛志英下了决心:不能年年被动挨打,必须搞一套稳定的电力灌溉排涝系统。她找到县委书记提出了设想:在全区建设大型电力灌溉站,从江中取水,经过处理后再送入田间,以此解决旱涝两头被动的问题。
县委领导听得也动心,不过摊开财政账本一看,只能苦笑:“主意好是好,可县里的钱袋子瘪得很,这么大一笔投资,到哪儿去筹?”说白了,就是没钱。
问题摆在这儿,要不就放下,要不就往上跑。辛志英没犹豫,直接跑到了省政府,找到时任湖北省副省长夏世厚。见她风尘仆仆提着一卷卷资料赶来,夏世厚先是吃了一惊,听她详细介绍了困境和方案,又翻看了龙台、大同垸历年的灾情情况,沉默了一阵才说:“钱可以想办法给一些,但要分批拨付。你们得拿出详细的计划和使用方案来。”
这算是点头了,但真正辛苦的活才刚刚开始。回到县里,辛志英马上组织人手编制工程规划,对站点布局、渠系配套、用电负荷等一项一项落实,白天跑现场,晚上趴在桌上写材料。工程一获批,她又整天待在工地上监督进度,很多时候干脆卷起裤腿下水,依旧像1952年荆江工地上的女民工一样,不嫌脏、不怕累。
长期高强度劳累,终于在她身上留下了沉重的痕迹。一次在工地上,她突然大出血,当场晕倒,被同伴火速送往医院。医生检查后才发现,她身上早已积累了多种重病。医院给出的建议很明确:至少静养半年以上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可她只在病床上躺了十天,就拄着拐杖往工地那边挪。有人劝她再歇歇,她一边走一边说:“工程停不得,人也不能光躺着。”语气里没多少豪言壮语,倒像是说“地里的稻子熟了,该割了”。
夏世厚后来到工地视察,看到她瘦了一圈还站在施工现场,不由得感慨:“你还是当年修荆江分洪时那股子劲。我代表人民谢谢你。”这话很朴实,却点中了关键:几十年过去,人的职位在变,身体在变,唯一没变的是她对水利和家乡的那股较真劲。也正因为这种劲,当地人给她起了个外号——“荆江铁女”。
1975年1月,身穿深色中山装的辛志英,以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到北京开会。人大预备会议期间,她被点名列入大会主席团成员。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赵辛初在通知她时,她还愣了半天:“真的是我?”赵辛初笑着说:“你给大同垸治水二十多年,从不叫苦,这些事,中央很多领导都看在眼里。”
此后多年,她在湖北省妇联等岗位上持续参与水利、农业和妇女工作的推动。退休以后,人已经不再跑现场,但对荆江、对松滋的水利工程,她一直关心到晚年。
2019年12月,辛志英被授予第四届“最美松滋人”称号。几个月后,2020年2月24日,她因脑梗、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,享年八十七岁。按照她生前的叮嘱,丧事一切从简,不收礼、不操办、不惊动太多人。
2025年初,一尊辛志英的雕像被安放在米积台社区“辛志英劳模纪念广场”的东侧。石像上,她仍是那身朴素装束,手里握着象征工地的工具,目光望向荆江的方向。当地老百姓走过时,很自然就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画面——在黄山头工地上,一个扎着辫子的少女,抡起铁锤,一锤一锤砸向脚下的石头。
从1952年怀仁堂里的那杯酒,到荆江堤岸上的纪念雕像,中间跨过去的不只是一条大江,也是一代人用一生时间完成的承诺:既然选择了治水这条路,就不回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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