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年10月1日，北京，天安门广场上礼炮齐鸣。那天晚上，中南海怀仁堂里的气氛，和白天广场上的热烈完全不同，少了喧闹，却多了一份让人难忘的细节。
宴会中段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起身，身后跟着十位从荆江工地赶来的特等劳模。他一边走，一边还不忘回头叮嘱：“别紧张，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特意拉过一位扎着辫子、穿着蓝布军裤的小个子女青年，略带郑重地说：“一会儿，你代表咱们这桌给主席敬个酒。”
这位小青年，就是当年只有十九岁的辛志英。她两手微微发抖，把酒杯端稳后，终于鼓足了勇气。等走到毛主席面前，话一出口，还带着地方口音：“祝毛主席身体棒棒的，咱国家越来越兴旺。”毛主席笑着点头，又转向傅作义，带着点打趣意味问了一句：“这位小同志，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”
一句话，把小姑娘的脸说得通红，连耳朵根都红到发烫。傅作义笑着解释：“女孩子，是荆江分洪工程的劳模代表。”毛主席看了看她晒得黝黑的面庞，又看了看她粗糙的双手，很认真地说：“不错。现在是新社会，男女没什么区别。能为老百姓治水，就是好样的。”
很多年以后，人们还记得这一幕。那一刻看起来只是宴会上的小插曲，背后却连着一场关乎长江安危的大工程，也连着一代人几十年的奔波与坚守。
一、从“长江最险一段”，到中央拍板治荆江
要读懂这杯酒的分量，还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去一些。
荆江这一段，从湖北枝城到湖南城陵矶，全长不过几百公里，在长江几千公里的河道中算不上最长，却有个出了名的说法：“万里长江，险在荆江。”老百姓不讲理论，只记得每隔些年水一来，堤就得垮一段，家就得搬一次。
1931年的那场大洪水，在当地老人嘴里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。那一年，湘、资、沅、澧四水和长江洪水在洞庭湖附近相遇，荆江河道又弯曲、浅窄，泥沙大量淤积，水位不断抬高。有的地方，江里的水，比堤外地面要高出十来米，一旦决口，人往哪儿跑，粮食往哪儿放，全都成了问题。
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全国都在打仗，谈治理荆江，只能是纸上谈谈。直到了1949年，局势稳定下来，湖北省委的李先念在一次工作汇报中就提过当地水患的问题，还用了四个字：“刻不容缓”。但现实情况很清楚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，哪里都缺钱，哪里都缺人，只能每年派干部带着群众修堤加固，能保一年算一年。这种做法，谁都知道是“堵漏洞”，不是解决根本。
水利部成立后，傅作义到荆江一线察看，站在高出地面许多的江堤上，看着浑黄的江水，话不多，却提了一个关键判断：“荆江的容量，承泄不了上游最大洪水的来量，必须考虑分洪、蓄洪。”这句话，为后来的“荆江分洪工程”定了方向。
1950年2月，水利部设立长江水利委员会，负责统管长江流域水利。那一年夏天，长江委拉着技术人员、勘测队，沿着荆江这一段跑了个底朝天，水文、地形、泥沙数据，一项一项整理。到了1950年8月，总算拿出了一份《荆江分洪工程初步意见》，将来要在哪里分洪、哪儿蓄洪、大致规模多大，算是有了个框架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纸上写方案简单，真要动工，就不是技术问题那么单纯了。
二、“一江两省”的争议与周恩来的定调
荆江一头系着湖北，一头连着湖南，中间和洞庭湖又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。分洪之后，水往哪里走，田怎么保，村落迁不迁，这些都是实打实地牵扯着地方利益。
湖北方面自然希望早日动工，毕竟受荆江水患之苦最多的，是长江两岸的村落。湖南那边则顾虑重重：水要分到洞庭湖，水面一大，沿湖田地会不会要被淹不少？渔业、农田、居民点调整起来又该怎么办？地方干部心里的账算得并不慢。
1950年国庆前夕，邓子恢在中南海向毛泽东、周恩来汇报荆江分洪的方案。毛泽东听完后，一边抽着烟，一边让在场的人拿出地图，又问了一串具体问题：分洪区人口多少，耕地几何，土地能不能调整，移民怎么办？周恩来则更多从全局出发，反复强调一点：不能搞本位主义，不能只顾一边。
中央的态度很清楚：这事要办，但要算清楚账，不能只从一个省的角度考虑。周恩来专门让中南局出面，召集两省干部开会，把利弊摆在桌面上说清楚。
尽管如此，到1951年，长江委做前期工作时，湖南常德地区仍然很不放心，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信，反映群众担忧，认为方案中对洞庭湖一带“损失考虑不足”。这封信没有被压下去，而是很快转到了相关部门手里，作为研究方案时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。
1952年2月20日，周恩来又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，把水利部、长江委、湖南湖北两省的负责同志都叫到一块。会上，他提出了两个关键要求：一是在分洪区南端黄山头修建虎渡河拦河节制闸，控制分洪；二是明确当年“不拟分洪”，如遇万不得已需要分洪，必须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批准，不能擅自行动。
这次会议，等于给荆江分洪工程扣上了一道“保险锁”。既保证了长江安澜的大局，又尽量降低分洪区的风险。
方案定下来后，中南军政委员会迅速成立荆江分洪委员会，由李先念担任主任委员，唐天际、刘斐任副主任委员。同时组建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，唐天际任总指挥，李先念任总政委，一套指挥系统，从省到专署再到县乡，全部拉起来，压上了当年的大半个汛期。
从这时候起，那杯在怀仁堂里端得发抖的酒，其实命运已经被悄悄写在荆江两岸的江堤上。
三、三十万人七十五天：荆江工地上的“铁人”和“铁女”
1952年春，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，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时间只有一个：汛期前完工。换成平时，这样规模的工程，拖个一年半载都不算夸张。现在只剩下短短几个月，不得不说难度极大。
然而，那几年群众干劲之高，是今天很难想象的。消息一传开，沿江各县号召民工参建，仅工人和农民就超过二十万人，再加上从部队抽调来的十万解放军，整个工地上足足有三十万人在忙碌。河道两岸，白天机器轰鸣，夜里火把成排，从空中看过去，像一条火龙沿江展开。
工程指挥部最后统计，荆江分洪工程只用了七十五天就完工，比原计划还提前了半个月。6月22日，竣工后的两天，在沙市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，二百个模范单位、一万两千名英雄模范受到表彰，其中“特等劳动模范”只有二十人。
站在主席台上的人里，有军队团长，有技术骨干，也有普通农民工。十九岁的辛志英，就坐在李先念、唐天际身边，在闪光灯咔嚓声中留下了合影。那一刻，“荆江边上的女英雄”这个说法，在当地传开了。
辛志英是地地道道的荆江人，松滋县米积台镇龙台村出身。小时候，她每次听到大人说“水涨上来了”，心里就一紧。家里不富裕，每逢水大，先搬的是粮食，其次是家当，最后是人。搬，搬到哪儿去？离开了那点薄田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所以明知有危险，还是死死守在堤外几里地的屋子里。
1952年春，听说国家要修荆江分洪工程，村里人还半信半疑，她却挺兴奋，挨家挨户地敲门，跟人说：“毛主席要带咱们一起治水啦！”在她的动员下，镇上的妇女积极报名，妇女委员会里二十多名女同志，全部上了工地，被分到黄山头南闸工地，主要干的是碎石、搬石这类“硬活”。
说句实在话，碎石这种活，对女同志确实不算友善。石头有手掌那么大甚至更大，铁锤抡起来又重，一天下来，胳膊抬不起来，手上磨一层又一层泡，破了结痂，再破再结痂，人也慢慢变“黑”变“糙”。
辛志英没退缩，她看了一圈工地情况，发现男人们抡锤碎石，有一股蛮劲，但效率并不高。她琢磨着能不能换个办法，后来想出个“鹞子翻身碎石法”：挑那种多棱角的大石块，把尖角朝下、平面朝上，稳稳放好，形状像一只伏在地上的“鹞子”，再顺着纹理猛砸。石块受力均匀，一锤下去裂开的几率大大提高。
办法试过之后，效果立刻就显现出来。普通民工每天平均碎石只有零点二立方米，换成新方法，就算力气小一点的女同志，一天也能碎到一立方米左右。辛志英自己，曾经创下过一天一点三八立方米的记录，在当时可算是出了名的“铁人”水平。
松滋县县长饶民太听说这事，马上让人把“鹞子翻身法”推广到各个工段。工地上，大家一边干一边议论：“这小女子有点门道。”没过多久，效率果然上去了。
进入1952年5月，工程进入收尾关键阶段，指挥部发起“红五月”劳动竞赛，各工段都成立互助小组，互相比进度、比质量。为了抢时间，工地上常常灯火通明干到深夜。黄山头一带后来一共成立了八十三个互助组，最后愣是在规定时间前两天完成了一万六千四百二十方的任务。
任务一完成，指挥部当场给辛志英所在小组授予“红旗互助组”称号，还额外给她颁了一面写着“筑坝能手”的红旗，配发了两头耕牛、一套农具。对一个出身贫寒的农村姑娘来说，这些实实在在的奖励意义非常清楚：这不是“赏脸面”，是把她当成主人翁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荆江工地上的“铁人”，远远不止一个。
比如松滋县县长饶民太，他率领民工承担虎渡河拦河坝的主要工程。封堵最后缺口那几天偏偏遇上大雨，再赶上桃汛，水面蹿升，石料还得靠船运。很多人心里发怵，有人甚至悄声说：“这要是冲垮了，人和石头都得被卷走。”饶民太不但没退，还亲自登船，冒着被水卷走的危险指挥抛石，和下游的捆枕队配合，将关键部位一点点堵死。那几天，指挥部的电话几乎没停，大家就盯着虎渡河口那条线，生怕出岔子。
竣工大会时，辛志英、饶民太都被评为新中国首批“特等劳动模范”。这四个字，在1952年绝不是轻易就能拿到手的“荣誉称号”，而是工地上日夜拼出来的“铁证”。
四、从“筑坝能手”到“荆江铁女”
1953年7月，辛志英光荣入党，并出任龙台村党支部书记。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农村姑娘，成了村里的“顶梁骨”，在当时算是特别醒目的事。
这些年里，她担任过副乡长、县委委员、常委、革委会副主任、地委委员、省委委员、省妇联副主任，还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。许多荣誉加在一个人身上，听起来很“光鲜”，但在当地人眼里，她的形象其实很简单：一生都跟“水”打交道的女干部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，荆江两岸大水虽少了，但另一类问题却凸显出来——渍涝。龙台一带低洼地多，雨水一下，田里积水下不去，庄稼根系一直泡在水里，很多地块年年减产。辛志英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时，几乎把整个雨季都耗在田埂上，蹲在地里看水位，走村入户听反映，再带着技术员研究排水沟、涵闸、机埠怎么布局更合理。
这些工作，说起来没那么“壮烈”，却极磨人。调查、试验、失败、再调整，一折腾就是几年。好在最后，龙台大队的渍涝问题总算有了明显改观，庄稼稳产高产，老百姓心里也服她。
1970年，一场罕见的暴雨又给松滋当头一棒。滋到沙市的公路被淹，水漫大同垸，几万亩良田成了水面。偏偏第二年，天又给了一个“反面”——严重干旱，农田开裂，水渠发白，全县人均收入只有五十元左右，穷得直打转。
连续两年的极端天气，让辛志英下了决心：不能年年被动挨打，必须搞一套稳定的电力灌溉排涝系统。她找到县委书记提出了设想：在全区建设大型电力灌溉站，从江中取水，经过处理后再送入田间，以此解决旱涝两头被动的问题。
县委领导听得也动心，不过摊开财政账本一看，只能苦笑：“主意好是好，可县里的钱袋子瘪得很，这么大一笔投资，到哪儿去筹？”说白了，就是没钱。
问题摆在这儿，要不就放下，要不就往上跑。辛志英没犹豫，直接跑到了省政府，找到时任湖北省副省长夏世厚。见她风尘仆仆提着一卷卷资料赶来，夏世厚先是吃了一惊，听她详细介绍了困境和方案，又翻看了龙台、大同垸历年的灾情情况，沉默了一阵才说：“钱可以想办法给一些，但要分批拨付。你们得拿出详细的计划和使用方案来。”
这算是点头了，但真正辛苦的活才刚刚开始。回到县里，辛志英马上组织人手编制工程规划，对站点布局、渠系配套、用电负荷等一项一项落实，白天跑现场，晚上趴在桌上写材料。工程一获批，她又整天待在工地上监督进度，很多时候干脆卷起裤腿下水，依旧像1952年荆江工地上的女民工一样，不嫌脏、不怕累。
长期高强度劳累，终于在她身上留下了沉重的痕迹。一次在工地上，她突然大出血，当场晕倒，被同伴火速送往医院。医生检查后才发现，她身上早已积累了多种重病。医院给出的建议很明确：至少静养半年以上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可她只在病床上躺了十天，就拄着拐杖往工地那边挪。有人劝她再歇歇，她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工程停不得，人也不能光躺着。”语气里没多少豪言壮语，倒像是说“地里的稻子熟了，该割了”。
夏世厚后来到工地视察，看到她瘦了一圈还站在施工现场，不由得感慨：“你还是当年修荆江分洪时那股子劲。我代表人民谢谢你。”这话很朴实，却点中了关键：几十年过去，人的职位在变，身体在变，唯一没变的是她对水利和家乡的那股较真劲。也正因为这种劲，当地人给她起了个外号——“荆江铁女”。
1975年1月，身穿深色中山装的辛志英，以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到北京开会。人大预备会议期间，她被点名列入大会主席团成员。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赵辛初在通知她时，她还愣了半天：“真的是我？”赵辛初笑着说：“你给大同垸治水二十多年，从不叫苦，这些事，中央很多领导都看在眼里。”
此后多年，她在湖北省妇联等岗位上持续参与水利、农业和妇女工作的推动。退休以后，人已经不再跑现场，但对荆江、对松滋的水利工程，她一直关心到晚年。
2019年12月，辛志英被授予第四届“最美松滋人”称号。几个月后，2020年2月24日，她因脑梗、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，享年八十七岁。按照她生前的叮嘱，丧事一切从简，不收礼、不操办、不惊动太多人。
2025年初，一尊辛志英的雕像被安放在米积台社区“辛志英劳模纪念广场”的东侧。石像上，她仍是那身朴素装束，手里握着象征工地的工具，目光望向荆江的方向。当地老百姓走过时，很自然就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画面——在黄山头工地上，一个扎着辫子的少女，抡起铁锤，一锤一锤砸向脚下的石头。
从1952年怀仁堂里的那杯酒，到荆江堤岸上的纪念雕像，中间跨过去的不只是一条大江，也是一代人用一生时间完成的承诺：既然选择了治水这条路，就不回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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